陆步轩，1985年以西安市长安区高考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在那个大学生还很稀缺的年代，北大毕业的他却在四处碰了壁。陆步轩喜爱方言和训诂学，原本希望能继续留在北京做学问，但天不遂人愿，陆步轩从北大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回西安。

　　那段时间，每天在西安市托关系找门路，希望能分到一个好单位，找个“铁饭碗”。几十天内，他骑着自行车走遍省机关、国企、广电局到市机关，却全部被拒之门外。不得已，陆步轩降低标准，觉得回老家长安县（现为长安区）也能接受。

　　在县里，陆步轩八舅爷的一个老乡担任县政协领导，一家人辗转找到这位老乡，对方答应推荐给县城建局。临近上班前，陆步轩被告知自己的名额被人顶替了，顶替者是一名西安毕业的大专生，正好是自己的高中同班同学，而这名同学的姨夫，正好也是当时长安县一名县领导。2013年，陆步轩被邀请回北大，他给师弟师妹们分享了上述经历并提出告诫：“愈小的地方愈封闭，裙带关系愈严重，一枝随风飘摇的浮萍很难扎根。”

　　那次名额被顶替两个月后，陆步轩被分配到县计经委下的长安县柴油机配件厂。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政府机关掀起一阵“下海”之风。陆步轩顺势也下了海，但他表示自己并非为了淘金发财，而是忍受不了在机关干的活最苦最累，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干的活多，钱拿得少，应得的福利也没有”。

　　下海后，他做药材、下矿洞、跑涂料瓷具业务、搞装饰装潢、开小商店，但都一无所成。最失落的时候，他整日嗜烟酒度日，埋没在麻将堆里，成了一名赌徒。直到1996年他与第二任妻子结婚，随后生儿育女，陆步轩觉得要找一个正儿八经的事做。

　　卖猪肉，“门槛低、周转快”。1999年农历八月初九，陆步轩择了黄道吉日，操刀剁肉，肉铺开张。后来，他将长安区韦曲镇的这家店命名为“眼镜肉店”。陆步轩说：“一提到卖肉的，大家就觉得是樊哙、张飞那种五大三粗的模样，我戴个眼镜表明是个文化人，容易吸引顾客，因为文化人不欺客。”

　　2003年，一篇题为《北大毕业生长安卖肉》的文章在网上火了，国内多家媒体争相报道。

　　这在当时的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所有人都在议论纷纷，认为他是在“作秀”，他在浪费教育资源，给北大丢了脸、抹了黑。大人们还会以他为反面教材教育孩子：“别以为进了好大学就可以懈怠，北大毕业的都去卖猪肉了！”

　　北大校长许智宏觉得：北大毕业生卖猪肉并没有什么不好。从事细微工作，并不影响这个人有崇高的理想。北大可以出政治家、科学家、卖猪肉的，都是一样的。

　　也许，许智宏校长让人深思了，很快舆论倒戈，称陆步轩是励志奋斗青年的典范，颠覆了大家对猪肉仔的认知。然后，媒体的赞扬同样给陆步轩很大的心理压力，陆步轩觉得北大的标签是一种负担，因为“名校毕业的学生，做好一件事是应该的。稍微做不好的话，人们就有话说了，还北大的！”陆步轩说，“大家的固有观念是，北大毕业生怎么能当屠夫？可是反过来，如果是一个屠夫考上了北大呢？就成了励志典范。”

　　在这个最黑暗的时期，即使陆步轩觉得自卑，感到绝望，他依然是认真的对待他的生活。卖猪肉这件事逐渐有了自己的心得，要做“北大水准”。他从来不卖注水肉，一个档口他能卖出十二头猪。

　　在猪肉生意之外，他也笔耕不辍，在2005年7月出版了20万字的纪实文学《屠夫看世界》。

　　2008年5月，陆步轩在广州认识了同为北大校友、同是“卖肉佬”的陈生。2009年8月，陈生邀他赴广州，提出开办“屠夫学校”，两个“卖肉佬”一拍即合。

　　2011年12月，继北大才子、卖肉佬、公务员的身份之后，陆步轩带着自己花4个月写的《猪肉营销学》的讲义，走进广州“屠夫学校”当老师。

　　2016年2月，他又推出自己的自传作品《北大“屠夫”》。

　　现在，陆步轩更多的精力主要用在了“屠夫学校”上面。这所学校为陈生的“壹号土猪”各家档口连锁店输送人才。招聘来的大学生，需要经过40天的培训，包括学习猪肉分割、销售技巧、服务礼仪、烹饪等，再前往各档口工作。目前， “壹号土猪”的销售额已超过10亿。

　　50岁的陆步轩，已经从“抹了黑”的羞愧，变成“不丢人”的激情；从曾经的“天之骄子”到今天的“屠户大王”，这样的人生，充满了成长的正能量，在京12家店铺的“大排场”，更是引来众人驻足喝彩。

　　对陆步轩来说，北大身份确实曾是一个他试图掩盖的枷锁。在大学生匮乏的年代，毕业于中国最高等学府，尝试了许多工作都没成功，最后因生活所迫，从事起技术含量较低的屠夫工作，充其量是个工匠。心存傲气的陆步轩当初一直觉得，“自己对不起母校的培养”。

　　不过，而今的陆步轩似乎有了更多底气，他自信地笑言：“现在做出一点成绩，将卖猪肉卖到极致，综合起来也不觉得丢人了。”

　　人的一生很漫长，站在人生的某个特别的位置上，我们常常会自我怀疑，是不是这辈子就要这样庸碌地过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