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和中年危机

中年夫妻的很多孩子都是一些能重新唤醒他们父母各个方面性意识的青少年。这些性意识可能长期以来一直潜伏着。在牢记这一重要因素的前堤下，我们本章中将要把注意力投向相互影响的发展危机中父母这一方面的内容。当父母进入中年时，容易出现发展危机。其紧迫性主要是从父母发展转换这个过程中显现出来。下面这个例子所涉及的就是这种情况。

C先生和夫人分别是42岁和40岁。他(她)们前来咨询的是怀孕方面的问题。C夫人在一次通过子宫帽避孕的节育措施出了问题之后无意中还了孕。她想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而C先生则极力劝说她不要生。由于他(她)们的两个孩子都已长大了，一个16岁，一个11岁。

尽管和孩子在一起他也感到很快乐，但C先生还是特别希望在以后的岁月中，在没有了孩子的束缚之后，他(她)们可以有机会来增强自己的亲密关系。可C夫人却不同意他的观点。但她最终还是做了人工流产，并为此心存芥蒂。

怀孕让C夫人重新唤醒了母职的情感。她很想通过回归母职的方式来面对自己的中年期生活。在流产后，她开始疏远了C先生，对性生活也提不起了兴趣，但她却更愿意同其它女人发展关系。在她担任儿科护士的一个新的研究项目中，她渐渐同一名女医生建立了极为亲密的关系。从身体接触的方式来看，这段关系可能具有同性恋的特征。当然，C先生可以感受到妻子对自己已经没有了性方面的兴趣。

觉得自己受到了排斥之后，C先生也对妻子失去了性方面的兴趣。与此同时，他开始幻想和更年轻的女性发生婚外情。但他最近还是克制了自己的行为。

在这个例子中，不满意的状况明显是由于相互间对性生活的投入中止而造成的。它发生在通过“再育”方式解决中年危机的愿望丧失之后。C夫人对于丈夫剥夺了她通过回归母职来填补中年缺失感的方式感到悲哀和怨恨。这就无意识间导致了她决定通过疏远丈夫来进行报复，不仅仅是性方面的疏远，也有情感投入方面的疏远。她丧失性方面兴趣的部分原因与她接受人工流产的痛苦决定有关。而怀孕愿望的丧失也迫使她通过逃避性生活来表达愤怒。（类似的一个情况可以参考电影《革命之路》）

在大多数的例子中，孩子给父母提供了一个重建联结的机会，帮助他(她)们克服中年期的缺失感。这个例子中的部分问题之所以会形成是由于孩子的成长使C夫人渐渐丧失她的母职角色。

在下面例子中，这种情况表现得更加明显。在这个例子中，这对夫妻的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刚刚离开了家。这两个例子还有另外一个相似之处：两个妻子都在一定程度上疏远了自己的丈夫，而将关注投入到其它女人身上。

赛尔玛（Selma）是一位48岁的艺术家。在过去几年间，她对性已经丧失了兴趣。在她刚刚嫁给现年49岁的丈夫爱德文(Edwin)时，她对性还是有一定反应的。但最来她发觉丈夫老是缠着她，并在性方面给她带来了很大压力。她尤其发现丈夫对她的乳房很感兴趣，这让她很反感。从爱德文这方面来看，他原先已经认为自己的事业不会再有更大突破了，但他还是没有放弃，仍然勉强继续着。

这个时候，他越来越离不开赛尔玛，希望能从她身上获得生命满足感。他觉得自己同妻子的关系能够帮助他克服在年近四十时生活中的这些不如意。

然而对赛尔玛来说，这样会让她失去一些东西。她想将更多精力投入到自己的艺术生涯中，以此作为失去四个孩子后所导致问题的解决方式。最小的那个孩子最近刚刚离开，而另外一个孩子在带着他自己一岁的孩子结婚之后便陷入了排斥父母的时期，他就是不愿同爱德文和赛尔玛讲话。赛尔玛的生活主题也自然陷入了被一个孩子排斥，又失去最后一个孩子的状态。因此，她对爱德文只对“从她身上得到点什么”感兴趣的做法感到怨恨不已。尽管她还是能够为他重建某种脆弱但却有效的性反应能力，但她就是不愿让丈夫接近她的胸部，她很讨厌丈夫对她的乳房兴趣不断的习惯。

对胸部的防护行为代表了她不愿让她那已经受到伤害、排斥、希望能自主的母职感受再次受到进一步打击。她将母职丧失母职愿望的情绪分解成了愤怒和悲伤两个方面。

悲伤是通过当离走的女儿被提及时所流下的眼泪来表达的。而愤怒则是在爱德文希望爱抚或吮吸她的乳房时爆发出来的。当“具有养育功能的乳房”不再被女儿所需要，同时又遭到儿子的拒绝后，它就不能再让丈夫或自己得到，以便可以让它作为她身体上用于激发性快感的工具。

在这种情况下，脱节被包含到了性反应缺失之中。这对夫妻能够享有经掩饰过的亲密感。但对于乳房禁忌的痛苦象征了这样一个双方共有的感受：情感方面某种重要的东西仍然缺失。孩子的离去也承载了他(她)们对未来的希望。没有了孩子，爱德文和赛尔玛就产生了需求。他(她)们希望转向对方来寻求安慰、寻求新的亲密关系。性的脱节是这一努力出现阻碍的一个症状。

慢性病的影响

随着年龄的增长，性功能障碍出现频率日益增高的一个群体是那些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这些病所涉及的是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系统方面的问题。只要他(她)们的情感纽带足够坚固(或者能够被加固)，患有功能障碍的这类夫妻还是能够获得很大帮助的。在其它一些例子中，这类难以治疗的疾病会引发严重脱节。这种脱节会给双方关系带来很大阻碍。

今年41岁的汤普森（Thompson）先生(见第十四章)有二十年的糖尿病史。在他同现年38岁的汤普森夫人的关系中，他有两个较长的时期出现过阳萎。笫一次发生在他和汤普森夫人认识前的几年。那个时候他还和第一个妻子在一起。在勃起障碍持续的这段时期，汤普森夫人一直在悉心“照料”他。在这三个月对他的身体关爱有加的照料过程中，汤普森夫人充满了耐心、关切，并且毫无怨言。

他(她)们没有去寻求医疗干预。当时双方都认为阳萎是汤普森先生想离开自己的婚姻和孩子而产生的内疚感所至。而现在来回顾这一点时则会发现，这个问题似乎也包含了他对汤普森夫人在性方面的攻击性控制方式的一种退却反应。

第二个问题涉及到汤普森先生的糖尿病所导致的神经系统变化和血管方面的一些轻微病变。但由于他仍有一定程度的自然勃起，这种功能障碍似乎也会涉及到脱节状态的复原，而糖尿病却又能够缓解心理紧张对他身体造成的压力。

汤普森先生中年期的这些问题很复杂。最初，他觉得自己的第一次婚姻是一个失败。尽管第一次婚姻中的性生活完全正常，但对于想维持好一段关系而言，它仍缺乏令人满意的基础。他找到自己的第二个妻子象征着他已找到了解决早期生活危机的方式。中年危机也同他将事业从法律方面转移到商业方面的决定有关。结果，他渐渐被持续的抑郁状态所控制。

因此，在面对妻子让他在性方面有所表现的要求时，他采取了被动退却的态度。当他(她)们第二次婚姻的孩子戈登的问题开始显现之后，这种中年期的性障碍也随之出现。

生活中再次出现的挫败感又开始萦绕在他心头。尽管他也做了努力，但当夫妻在一起时，他的勃起还是变得越来越难。这对夫妻对性脱节及由此产生的失望最后变得如此地严重以至于他(她)们都在考虑要不就进行阴茎修复手术，要不就开发像相互手淫这样的辅助性替代方法来增强性满意度。(作为在相似情况下采用同样措施的对照，可参见下一章中乔治和艾德施耐德的例子。)

婚外情

婚外性的主题延伸广泛足以证明脱节的问题(见第18章)。我在这里只想指出，在中年时期，当配偶让你陷入绝境时，选择情人来作为一种“体验新生活”方式的特殊角色性质。

康奈尔和赛尔玛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我们会在以后更加具体地来探讨婚外情中客体分裂这个方面的内容。在下面这个例子中，婚外情扮演了一个在保存婚姻的同时让性得到表达机会的角色。

50岁Z先生和夫人来进行治疗是因为Z夫人正在考虑要分手。她的主要问题是丈夫在性方面缺乏对她的兴趣。丈夫的性功能完全正常。在他(她)们有机会过性生活时，她也感到很享受。

在很少的一些情况下，Z先生还是愿意和妻子过性生活的。他说他爱自己的妻子，也希望能一直和她在一起。但和她在一起时，他就是不会产生性兴奋感。因为遭到丈夫的拒绝，Z夫人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并把被拒绝的原因归咎为自己的轻微肥胖症。但Z先生却说他认为妻子很有魅力。在一起生活的几年中，他(她)们双方都有过婚外情。

Z夫人始终只和两个男人有过关系，她对他们都关爱有加。而Z先生则说，他一般情况下性欲并不强，只是在出差时偶尔有过一些婚外性经历。在这些情况下，他的性能力发挥得很好。这种脱节多年以来始终处于一种不太明显的状态。他(她)夫妇一直过着不太有规律的性生活，直到大约五年前，Z先生从他的教学岗位退了下来，去做了另外一份工作。

但现在Z夫人觉得她有必要重新评价一下自己的生活了。她要决定自己以后的生活方向。她渴望能获得更多亲密感。她的孩子都已经长大离家了，她觉得自己的生活中应该要有更多的东西。

她喜欢和丈夫在一起，但身体方面被拒绝所引发的悲伤以及丈夫在床上为防范亲密性行为所采取的粗暴态度让她深感郁闷，以至于她觉得自己一个人过可能还会更好一点。这个决定最后导致他(她)们来进行心理评估分析。这就迫使Z先生要考虑一下他这种逃避性生活的行为是否存在什么心理根源。

他的问题在于对有控制欲女人所怀有的愤怒与怨恨的情绪。这个问题源于他记忆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母亲以及从属地位的父亲，也源于他自我认识中的无能与受挫感。他认为自己在大学的教学生涯中所取得的成功简直不值一提。由于没有得到应有的提升，他在任教18年后退了下来，开始了他又一次的职业生涯，这是一个工商管理方面的工作。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他仍觉得无法充分发挥自己。这种受挫感让他陷入了一种更加依赖妻子的关系之中。他也希望能从中抽身而出，他害怕自己的依恋性渴望会让他身陷囹圄。他的内心充满了希望被妻子关爱、理解、照顾的需求。他越来越有了一种身陷其中不能自拔的强烈紧迫感。多年来，他一直都是利用频繁出差来躲避这种感受。他现在是在通过性方面的逃避来设法对应这种恐惧与渴求相交织的状态。问题清楚后，他恳求妻子能容忍他，为他做一点妥协。

在最后一个例子中，婚姻关系一直都很疏远的一对夫妻在他(她)们四十年岁时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面临崩溃。妻子对性生活丧失兴趣是她希望结束这段关系的一个原因。

48岁的E先生问我能不能帮助他47岁的妻子提高她对性的兴趣。她在最近接受了试用疗程的睾丸素注射之后就一直对性提不起兴趣。当E夫人见到我时，她似乎一开始就很愿谈及这个问题。她接下来告诉我，尽管她不大关心同丈夫的性生活是否和谐，但她还是很在意和他一起生活的这段时光。E先生已有十年的酗酒史。她一直在力劝他尽量争取机会多出差。现在她在一所学校学习计算机编程技能。只要她能够经济独立她便会离开丈夫。她对丈夫无法产生性兴奋感的情况同她对其它男性的感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到目前为止她还没有同他们中任何人有过性关系。他(她)们最小的那个孩子在一年前离开了家。

E夫人决定要充分利用好生命中余下的时光。这样就不能像她原先所想的那样同丈夫厮守下去。她觉得他(她)们之间已经不再有什么回旋余地了。

并不是所有的中年危机都会导致类似于上面这些例子中夫妻关系的恶化。对很多夫妻来说，即使在不主动求助于心理干涉的情况下，中年期也会为进一步的成熟、为因不成熟造成的很多伤害进行修复、为彼此间以及个体与内在客体之间的重归于好提供一次机会。对这些夫妻来说，性所提供的是一种很好的共生修复机会，甚至可能提供共生重建的推动力。对中年期寻求帮助的夫妻来说，性所发挥的这种力量强调了对性障碍进行治疗的重要性。

本文是《性与家庭的客体关系观点》一书第16章的读书笔记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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